循着报料人提供的线索，记者匿名加入了几个QQ群。果然，这里是一个供求信息平台。标的物极其特殊——“卵子”。不过，记者很快就发现：加入QQ群很容易，但想要长期“潜伏”很难。必须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，并要向群主报备具体情况。除性别、年龄、所在地之外，如果是“捐者”，必须提供血型、身高、体重、学历、个人照片等资料；“受捐者”则需要说清楚自己所需要的血型、身高、学历、以及所能提供的“待遇”。

　　经过一段时间的“潜伏”，被数个QQ群“踢”走之后，记者终于获得了其中某位“副站长”的信任，得以在一个名为“爱心传递”的QQ群中暂时落脚。在这位“副站长”和其他一些“兄弟姐妹”们的帮助下，逐渐摸清了所谓“待遇”的内涵。

　　原来，这些QQ群多半是一些所谓的“中介”人士开设的，也有极个别是所谓“爱心人士”开设的。这样的平台所要解决的，就是那些因为女性身体原因而导致无法生育的家庭所面临的困境。“有些家庭想要孩子又做不到，也有些女孩子愿意帮他们，我们就牵线搭桥一下。”这位“副站长”告诉记者，“网上大家可以自由的沟通，如果自己有办法，可以自己私下里去做，我们不强求的。”

　　这里所说的“自己有办法”，指的是医疗方面的资源。据“副站长”透露：一般“捐者”和“受捐者”都搞不清楚应该到哪些医院去做相关的手术。而且，某些手术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。但作为“中介”，他们有这方面的资源。“她们帮你（提助孕子），你也就帮她一点（钱）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，我们不管。除非要找我们联系医院，我们要收一点手续费的。”至于为什么“中介”的效果要比专门的优生优育机构要好，“副站长”的回答很简单：第一是全国根本没几个正规的“卵子库”；第二是即使去申请，也得等上个三年五载的。

　　随着“潜伏”的继续，记者发现这样的网上“供需平台”绝非空架子，而是言之有物的。仅以“爱心传递”为例，平均每天都会出现3～5条“助孕”信息，也不断有“中介”发布需求方的要求和所能提供的待遇等信息。

　　如果说“受捐者”多半因为家庭原因而走上了“寻卵”之路，那么这些“捐者”又是些什么人呢？

　　6月初，一位自称在深圳的女子小岩在网络交流平台上宣称要“助孕”。信息十分简单：“深圳助孕，O型血，22岁。”记者迅即与之取得联系，表示受朋友之托，希望能在深圳寻求“捐献者”。经过近一周时间的网上交流之后，该女子同意与记者见面，接受记者所谓的“初步考察”。日前，记者和她在春风路一处公众场所会合了。

　　令记者吃惊的是：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位看上去极其年轻的女孩，松松垮垮的牛仔裤，短T恤，男孩子的发型，刘海还被染成了黄褐色。脸上分明还留着学生特有的稚气，鼻梁上架起一副蓝色边的眼镜，脖子上挂一条银色的项链和坠子，耳钉闪闪发亮，非常时尚。

　　“22岁了，1987年10月出生的——你要看身份证么？”她十分肯定地说，“这个我没必要骗你的。”随即，她简单向记者介绍了个人情况。她来自吉林某市，目前在新加坡留学。

　　“来深圳是为了筹钱。”她很干脆地告诉记者，“要不是因为缺钱了，也不会这样子（指‘有偿助孕’）。”按她的说法，目前她和同学借住在朋友家。必须在9月前筹集到学费，才能回新加坡继续上课。

　　“你家里知道这些事么？”记者明知故问，“我的意思是你父母知道你现在要‘助孕’的情况么？”

　　“我已经两年多没回家了……”似乎对于家庭的问题，小岩不愿涉及，“你认为这些事情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么？”她不愿意透露更多的个人情况，只是表示自己正在学习酒店管理专业，正在攻读学士学位。

　　“两万，至少要两万。”小岩直接向记者报价，这是她的底线，“体检和其他一切费用由你们解决，我最后收取两万元。”而且，她还“研究”了一番“助孕”的流程，向记者提出了几个具体的要求。

　　“最好双方是不要见面的，你们找好医院，我到医院去做，保证卵子质量就好了。”

　　“一次最多只排6个（卵子）……”她表示她查询过一些医疗网站，“要打排卵针的，但我不能排太多，我看网上说这种（助孕）一次最多6个。”

　　“完事后付全款，不保证之后的效果——捐过以后，医院可以冷冻，我只保证我捐的（卵子）都是没问题的就行。”

　　交流过程中，记者多番问及小岩为何要“助孕”，她始终闪烁其词。只反复地强调两个因素：第一是为了筹钱上学，第二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赚钱。她认为此事并非“多么光彩的事”，她也是上网瞎看时发现了“前人的经验”，于是开始寻找“受捐者”。

　　记者在近两周的时间里，多次与小岩联络、沟通。发现她总是要到午后才会接通电话，而且声音听来依旧是睡意朦胧。她说她每天都会上网或是看电影到凌晨，但并非社会上的不良女青年。目前她似乎正和自己的女伴“同居”，即使是约见记者时，二人仍十指紧扣。

　　近日，记者联系上了一位自称“北京美女”的女孩，从她的个人资料来看，是一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。在她的网络个人空间里，还贴有许多她的绘画和人体彩绘作品。

　　还没等记者询问，她就先开口了。“你要求什么血型？”原来，她是在帮她的同学联系“助孕”的事。

　　“我同学，B型血，安徽人，身高158（厘米）……”她明确地报出了一系列“数据”。原来，她们都是刚毕业一年多的美院学生。“2万，不议。”她说她的同学只做“助孕”，不做“”。她甚至向记者发来其同学的一张小小的半身照片，声称要不是同学的个子矮了点，价格肯定会更高。

　　“你的条件如何呢？”记者转而问“北京美女”。她也爽快地为记者提供了个人相册地址，果然是一个身材匀称、笑容甜美的年轻女孩。“山东人，167（厘米），22岁，O型血。3万。”她告诉记者，“不过，我已经被定了……”

　　她告诉记者，就在我们取得联系之前，她刚刚答应了一位“人特好，但又特可怜的姐姐”，她已经答应以3万元的价格，“助孕”给这位需要她的卵子来孕育下一代的女士。“看好我的人很多，我挺挑的。”她说，她“助孕”是要看缘分的，不是谁给钱多就会“捐”给谁。

　　“为什么会‘助孕’呢？”记者问。“她？缺钱。考研都考了3年了。”不过，此时她的说法与早前略有矛盾——毕业一年多，却考研3年。但其个人相册中却的确有些在中央美术学院正门的合影。“我帮她找来着。结果最近我也失业了。又遇到一个特好的姐姐，家庭背景，人都不错，也很可怜，我也就答应了。”

　　无心插柳柳成荫——同学的“助孕”行动还无人响应，但她却把自己给“推销”出去了。看得出来，她对3万元的价格还是比较满意的。

　　不过，她们原则上不接受到北京以外的地区进行“助孕”活动。但如果受捐者愿意到北京去，她们乐于“帮助”。她表示她们都是第一次捐，对记者提出的其他具体问题，通通都不愿回应。

　　早在世纪之初，卫生部就以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明确规定：凡发现有买卖精卵，提供任何形式等非法服务的，将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、行政处罚，直至刑事处理。根据该《办法》，申请开展丈夫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，须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，开展供精者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、胚胎移植技术及其衍生技术的医疗机构，须由国家卫生部审批。未经卫生主管部门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。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、卵子、胚胎等。

　　但对于“助孕者”而言，似乎能规避掉一些违法风险——你情我愿之下，“捐出”健康卵子以后拿钱走人，之后的事都与之无关。对此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就曾公开表示，类似行为，如处于双方自愿的，不构成犯罪。如果发布此广告的是所谓“中介”，其经营方式上可能涉嫌非法经营，因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，可由工商等行政部门处罚。

　　而那些为捐受双方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，则明显涉嫌违法。因此，绝大多数正规医疗机构都不可能向社会提供类似的服务。记者联络北大医院生殖中心、边防医院生殖中心等知名医疗机构的结果，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。他们都拒绝向社会提供“为患者提供不明来由的卵子实施人工授精”的医疗服务。

　　“据我所知，深圳还没有所谓的‘卵子银行’。”听到记者的问题后，深圳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陶林如是说，“提到‘助孕’这件事——且不论其他，首先在伦常道德上就很有问题。如果有些人靠卖卵子来赚钱，你怎么保证她卖了第一次不卖第二次？她未来自己生育之后呢？”在他看来，幸好这样的事件在社会上还仅仅是个案，倘若任由如此类型的“供需市场”发展起来，未来的社会伦常不堪设想。